降低标准即是对学生的未来负责(转)

在上个世纪初，有一位奇才，叫侯德榜，他是1913年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向美国派送的第五批庚款留美学生。当年的毕业生期末考试结束之后，一个美国教师公布学生成绩，他是这样宣布的：

“第一名，数学一百分、物理一百分，化学一百分……十门功课一共一千分！！！”

这个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整个清华园，也在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和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创造这个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考试奇迹”的，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化学家、“侯氏制碱法”创始人的侯德榜。

大体与侯德榜相同的年代，还有这样几位人物：

罗家伦，“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传诵一时的《五四宣言》的起草者，曾任清华大学校长，1917年投考北京大学文科时，数学考了0分。

吴晗，著名历史学家，明史专家，1930年，吴晗报考北京大学时，国文、英文各得了100分的满分，数学却考了零分，北大不予录取。他不甘心，又转考清华大学，结果国文、英文又考了一百分，数学依然是零分。　　

 钱钟书，被称为“文化昆仑”的著名学者，《围城》的作者，1929年考清华时，国文特优、英文满分、数学15分。

朱自清，著名诗人和散文家，一代国学大师，1916年考北京大学时，数学成绩是零分。　　

 季羡林，国学大师，考清华大学时，数学成绩是4分，而他的第一志愿填的居然是数学系。

 臧克家，著名诗人，1930年报考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作文虽然得了98分的高分，数学考试却吃了“零蛋”。

 ……

 不厌其烦地举这些例子，绝不是想证明数学学科不重要，或者说学文科的人就不需要学好数学，而是想探讨一个关于“标准”的问题。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侯德榜都是当之无愧的好学生，但如果以他的“十门功课一千分”作为好学生的标准，恐怕其他所有的学生都是失败的，因为这是一个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然而，很尴尬的是，现在提到侯德榜这个名字，没有多少人知道，至少与后面提到的几位相比。有人或许要说，这与他所从事的化学专业有关，可不管怎么讲，他的影响力和贡献恐怕都远远不比不上钱钟书、季羡林这些大家。

 如果按照现在的高考制度，后面这几位大师级的人物可能连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幸运的是，他们都生逢一个不那么刻板的时代，并且都遇到了“不拘一格取人才”的校长，像胡适，像蔡无培。

 否则，我不知道他们有几个人能成为今天的韩寒，——连大学都没有上，靠一支笔，杀出一片天地。

 因此，我极认同冯恩洪老师提出的“合格+特长”的人才标准。处在飞速发展、竞争激烈、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当代社会，对于一个人来说，精力是有限的，基本的知识当然要掌握，但是要求他门门功能都优秀、各项能力都突出无疑是不现实的，有些标准必须要降。

冯老师说：

“中国的教育系统对学生的评价用的是百分制，而国际社会，比如说英联邦系统对于学生的评价用是ABCDE五级积分制，在五级积分制中E是40分以下为不合格，而A是80分以上是优秀。因为它80分优秀，所以这个标准不是很高，所以让学生有时间、有余力发展自己的特长。而我们百分制的评价，如果考了98分，我还要争取99分，还要想争取100分，因此优秀是少数人能做到的，而合格包容大多数。任何一个价值取向的提出，覆盖面宜大不宜小。”

这 个道理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想想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差生”，而这些所谓的“差生”走向社会后反而比那些在学校里的优秀生“混得好”，前 者是老板，后者给前者打工。原因就在于这个标准的问题。优秀学生不遗余力地去争取满分，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发展自己的兴趣、能力和特长，因此，虽然收获了高 分，考上了好的学校，可是一走向社会，却发现自己除了考试，什么也不会。

于是，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结论：钱钟书、季羡林们只所以能够有那么高的成就，是他们除了自己感兴趣的之外，没有在其他领域用过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是集中精力专攻一点。建国以后，尤其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出了数以千计的“状元”，可是，有多少是做出了突出成绩的？

几年前，张志勇副厅长提出并推行的“用等级代替分数评价”就是基于这样的长远考虑，一方面为学生减负，另一方面让学生有更多的精力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特长，然而，在落实的过程中阻力重重，这里面有体制的原因，也有传统思想的惯性，本质上是“眼中有分心中无人”的体现。

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降低标准即是对学生的未来负责。小学当然要打好基础，但到了初中，能够提前结业的科目就可以通过考试，获得合格等级，比如地理、历史和生 物等，以便减轻负担，更好地投入到其他学科的学习中去，不宜再以原始分的形式纳入将来的中考，让学校、家长和学生陷入“分分必争”的紧张状态中去。

当然，不止是学科学习，学校教育应该更多地在一些方面降低标准，给学生相对宽松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有自主的时间，有选择的时间，也便赢得了决胜未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