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庆阳网：办报刊兴学扫盲讲文明除旧布新

（资料图）

工农大众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改变着南梁和陕甘边界的破旧山河，也改变着千百年来遗留给南梁和陕甘边区的陋俗恶习以及文化教育极端落后的状况。在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的关怀下，这里的文化教育事业开始发展了起来。

为了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团结、教育、激励人民群众，1934年秋，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红色西北》。它犹如一股融冰化雪的春风，吹进了南梁人民闭塞寡闻的心田。

《红色西北》是一张八开二版、油印、不定期出版的报纸。它的主要负责人是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文化委员长兼秘书长蔡子伟，主要负责刻写蜡版和油印的是惠德仁。11月7日后，《红色西北》改为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报，主要负责人为蔡子伟和陕甘边区特委宣传部长龚逢春。王子宜等党政领导干部也经常协助惠德仁为这张报纸刻写蜡版。在他们辛勤操劳下，报纸的字迹刻写得十分工整漂亮，版面编排也很精巧，用红、蓝、黑三色油墨套印，美观而朴实。刘志丹、习仲勋、惠子俊等党、政、军领导干部，对办好报纸十分关心，给予了很大支持。他们除经常抽空为报纸撰写稿件外，还派人设法从西安购买了油印机和质地较好的有光纸、蜡纸和油墨，保证了报纸的印刷质量，使这张报纸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办得新颖活泼，图文并茂，深受党政工作者、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群众欢迎。

《红色西北》创办期间，正是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的鼎盛时期。它热情宣传陕甘边区特委、苏维埃政府和军委的政策、法令，及时宣传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消息及成果，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期间，《红色西北》发表的文章尤以红军战报和经济、文化建设为最多，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的某些决议和其他号召性的文件也均在这张报纸发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时的《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以及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号召根据地人民同春荒作斗争的决议等文件，都先后在《红色西北》刊载，及时指导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政治、军事和土地革命斗争，及时指导了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它以拓荒者的战斗姿态，在南梁山区及其陕甘边区的文化建设和革命斗争史册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35年1月20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南梁荔园堡又创办了党内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生活》。这个刊物第一期刊载的发刊词《写在本刊的前面》写道：

跟着全国苏维埃运动而高涨的西北革命也是汹涌澎湃的向前开展，苏维埃和红军的力量，对于一切军阀豪绅地主几次封建式的进攻，都给了英勇的冲破。国民党为要完成帝国主义殖民地化、西北的清道夫以及替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充当帮手的忠实奴仆任务，在其直接指挥下，正布置着更残酷的法西斯蒂的进攻，这很明显地说明了西北两个政权的对立日加尖锐。在这样一个严重形势之下，更加重了我们党的战斗任务！

但是，边区党的领导力量还是远远地落在群众斗争的后面，甚至大部分地方党组织不起作用。尤其是党的工作的迟滞消沉，长期的不进步，都表明了党的力量薄弱。这样下去，决不能保证领导苏维埃运动在西北以至全国的迅速胜利。

特委为了使广大党员、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的把握上铁一般的团结起来，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力量，提起党的活泼性，使党有飞跃的进步，来应付与时俱进的客观环境。这样，只有提高每个党员的政治水平，传递党的经验教训，交流党的工作方法，并传达一切政治及群众斗争的消息，以引起全体党员的工作积极性，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本刊的创办，即担负了这个伟大使命！

同志们，“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就没有正确的革命行动”。一致的锻炼我们健强的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生活，英勇的来领导千百万广大劳苦群众的斗争，争取西北以至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最后胜利！

《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在南梁根据地的诞生，无疑是这个偏僻山区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也是陕甘边区中共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举措。这个刊物为32开本，不定期出版，有光纸、蜡版油印。它的负责人是陕甘边区特委宣传部长龚逢春，仍由惠德仁担任刻写蜡版和编辑、油印等工作。它与《红色西北》，犹如携手起舞的姊妹，给南梁及其陕甘边区党的组织建设和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开拓了美好的前程，平添了绚丽的风景。

在陕甘边区根据地创建之前的南梁山区，劳苦大众不仅政治上深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他们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也被统统剥夺。那时，这里没有一所学校，人人目不识丁，文化之落后，文盲之众多，达到了罕见的程度。因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对发展南梁山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极为重视和关心。习仲勋、蔡子伟等领导们，不辞千辛万苦，亲自发动群众办学校。1934年5月后，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曾先后在小河沟四合台村老庄窠、南梁何沟门、太白镇等地办起了列宁小学，高敏珍、霍建德、吉文祥等分别担任教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在荔园堡附近的转嘴子，很快办起了陕甘边区的第一所初具规模的红色学校——列宁小学，由霍建德担任校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长张景文担任教师，借用三间民房和三孔窑洞，作为教室和师生宿舍。

南梁山区办起了学校，穷人的子弟能够免费上学读书，这真是一件破天荒的大喜事。46名贫苦农民的子弟，背着家长特意用红布缝制的书包，高高兴兴地走进了学校。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的12名少年先锋队员，也被送到列宁小学来学习文化。

张景文，这位从西安千里迢迢投奔南梁根据地的第一位女青年知识分子，为了南梁人民文化上的翻身解放，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南梁的文化教育事业。在教学设备非常简陋的情况下，她和霍建德带领学生，自己动手，艰苦创业，垒起土台作凳子，架起木板作课桌，用石板作黑板，扫锅墨作墨汁，并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帮助下，为学生编印或手抄了课本，克服了教学中的重重困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文化委员长蔡子伟，亲自动手为学生编写了课本。这些自编抄写的课本，或者采取问答的形式，诸如“马克思是谁呢？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他终生领导我们穷人革命，还把穷人革命的办法指示出来。”“你知道土地革命吗？土地革命就是穷人们联合起来，把豪绅地主的土地没收来，分配给没地和地少的穷人耕种。”易记易懂，印象深刻；或者采取诸如“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拿刀杀豪绅，拿枪打白军”等诗歌或顺口溜的形式，朗朗上口，好学易记。这种教学方法，传授的完全是崭新的革命内容，既是文化课，又是政治课。同时，学校还开设了军事课。学生们拿着红缨枪、木大刀，练习格斗、拼杀，培养了他们顽强勇敢的革命精神和长大参加红军的雄心壮志。

在那艰苦的战争环境里，虽然学习条件很差，学生们却都学得非常刻苦勤奋。当时，笔、墨、纸张非常困难，学生们就用削尖的木棍作笔，以大地或沙盘作纸，坚持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尤其是红三团送来的那些少年先锋队员，他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曾被群众誉为“旋风队”，在学习上他们也不甘人后，非常刻苦用功，为其他学生树立了榜样。这所红色的学校，就这样为革命造就了一代新人。

在转嘴子列宁小学的示范和带动下，根据地其他地方的列宁小学也陆续办了起来，还相继成立了成年人识字班，开展扫除文盲活动，大力发展因人因地制宜的教育事业。南梁山区书声琅琅，翻身农民喜上眉梢！

在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同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发动各界人民群众，在南梁根据地和陕甘边区广泛开展了破除陋俗恶习、移风易俗的活动。

南梁及其毗邻的陕甘边界，由于地处偏僻山区，封建社会乃至民国年间沿袭已久的买卖婚姻、妇女缠脚、男人留辫子和迷信、赌博等陋俗，以及清道光末年以来流入此地的种植、吸食鸦片烟等恶习，在这里积弊尤深，危害甚烈。鉴于这种情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专门设立了禁烟委员会、禁赌委员会、放脚委员会等机构；颁布了禁烟、禁赌、放脚条例以及反对封建买卖婚姻、反对迷信活动等法规；依靠雇农工会、贫农团、农民联合会和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在南梁和陕甘边区根据地普遍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禁赌博、劝诫鸦片烟、劝禁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人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同时，大力倡导男女平等，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和工作。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南梁山区和陕甘边区掀起了涤荡千百年来积弊成灾的污泥浊水的汹涌浪潮，出现了一个摧枯拉朽、破旧立新、朝气蓬勃的新局面。

这期间，伴随着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的斗争，在南梁苏区和陕甘边区根据地的乡村、机关、学校和红军部队，还广泛开展了“列宁文化运动”，大力提倡工农兵群众占领文化艺术阵地。在红军部队、党政机关和学校里，“列宁室”（即俱乐部）相继建立或进一步充实加强，“列宁会”（即周末文艺晚会或文娱活动）形成制度，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逢年过节，乡村的秧歌、社火也闹得热火朝天，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空前活跃。

这场除旧布新、深入人心的革命，极大地振奋了南梁和陕甘边区人民的革命精神，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他们曾这样欢乐地唱道：

婆姨女子脚放开，

长头发剪成了短髦盖；男当红军女宣传，

革命的势力大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