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4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隆重召开，到会的有工农兵、妇女等各方面代表100多人。会议期间，代表们认真讨论了根据地建设的重大问题，通过了刘志丹为大会起草的《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蔡子伟等为大会起草的土地、财政、粮食等决议案。会议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决定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并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当选为副主席。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李生华、张钦贤、杨玉亭、呼志录、郝文明、惠子俊、蔡子伟、高敏珍(后为张景文)等分任委员长，张文华任政府秘书长。会上还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指挥部，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在原革命委员会保卫队的基础上成立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郭锡山任大队长，宋飞任副大队长。
11月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这天，在荔园堡召开了庆祝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南梁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和群众3000多人参加。刘志丹向习仲勋授印，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会场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呈现出一派节日气象，表现了苏区军民当家做主的喜悦心情。西北第一个边区苏维埃政权——南梁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成熟。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加强了根据地的经济、军事、文化建设，大大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使它以全新的姿态雄踞在国民党重兵把守下的陇东，成为党所领导的全国红色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苏维埃政府主要的政策法令是：①土地分配政策。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给贫农、雇农和缺乏土地、牲畜的中农；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留给其能维持生活的土地和财产；红军家属有分得好地的优先权，凡家在苏区的红军一律分地，白军士兵暂不分地，应分部分留作公田；中心苏区分地，边缘地区暂不分配，随着苏区的发展逐步扩大分配区域。②财政粮食政策。发行苏币，建立集市贸易，保护小商贩，鼓励白区小商贩来苏区做生意；奖励农耕，发展生产，财粮主要取之于地主豪绅和向敌人夺取，对农民免征粮食；对红军家属、孤寡残疾人实行救济，争取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建立牧场，喂猪养牛。③军事政策。实行自愿兵役制，广泛成立游击队；武器弹药主要向敌夺取，鼓励群众购买武器；战士阵亡发给埋葬费，家属予以抚恤；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干部。④文化教育政策。兴办小学，重视文化教育；颁布禁烟、禁赌、放足条例；信任并培养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另外，还有统战政策和肃反政策等。
根据地的建设主要是：①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35年以前，陕甘游击队开展土地革命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从1935年秋季开始，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开展土地革命斗争，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至1936年按雇农、贫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划分了阶级成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千百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迫切要求的土地问题，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对巩固红色政权起了重大作用。②活跃根据地经济，打破敌人封锁。印制发行了“苏币”(群众称为苏票或油布币)，此币以木板刻好，印在白布上，刷亡桐油，便于流通；票面值分1元、5角、2角、l角4种，与银元等值，并设苏币、银元兑换处，保障了苏币信誉。在荔园堡设立集市，每月见一为集，广招各处商贩前来贸易，互通有无。兴办合作社，发展农副业生产。一些白区商人通过往来，也开始同情以至倾向革命，千方百计给苏区输送货物，贸易日见兴隆，经济相当活跃，使敌之封锁政策破产。③减轻农民负担，这行休养生息。对农民不征粮、不派款，鼓励耕种，发展生产；党政军开支取之于地主豪绅，不足部分按价向农民购买，余即分配给贫苦农民；机关部队实行供给制，官兵一律平等，并兴办机关农牧场，自力更生，解决困难。由此，农民能够休养生息，安居乐业。④开办列宁小学，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首先在荔园堡的转嘴子开办了列宁小学，郝建德任校长，张景文(女)任教员，在校学生六七十名。边区政府文化委员长蔡子伟亲自为学生编写课本，内容全新，好学易记，既是文化课，又是政治课。以后又在太白等地陆续办起列宁小学。与此同时，在一些村庄办了成人扫盲识字班，并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人剪辫子”的“六劝”活动，移风易俗，树立新风尚。边区特委创办了《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党内刊物，边区政府创办了《红色西北》报纸，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边区各方面建设情况，起到了教育和鼓舞作用。⑤开办红军干部学校，培养革命干部。红军干部学校创办于1934年10月，校址先在荔园堡，后迁往豹子川张岔。刘志丹兼校长，习仲勋兼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主持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兼任教员。学习内容主要有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前后共办了3期，培训干部200余人，对提高红军干部的政治军事素质起了重要作用。在学习和艰苦的斗争实践中，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养成了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干部待遇很低，官兵一致，实行供给。他们靠打土豪、种公田和向敌人夺取等办法解决部队给养问题，部队每人每天供给小米1斤半，每20人一碗盐，衣服鞋袜自备。军民关系水乳交融，同生死，共患难。1935年马鸿宾部占领华池期间，夏家沟农民李德宝为保护在他家养病的李培福和其他两名干部，儿子被打死，李德宝被押解西安，严刑拷打，拒不说出李培福等转移的去向，直至西安事变后才获释。党政军民之间的这种生死与共的感情是根据地赖以巩固和发展的根基。
